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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是由于此一缘故，寅老对南齐北魏对峙时期发生的王肃北奔事件，给予极大的重视。

而《革》卦之后紧接着《鼎》卦，目的就在于彰显革故鼎新之义。顺乎天，指顺从客观规律与时代潮流。

它们在变通思维的统驭下，相生相发，相辅相成，三千多年来，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中华民族历久弥新、生生不息的内在支撑力，充实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。《困》卦《上六》爻辞曰：困于葛藟，于臲卼，曰动悔有悔，征吉。求新、求变，既是天时、人事的既定法则，更是永葆旺盛生机活力的根本途径。惟圣人为能因其盈虚而消息之，使常治而不乱，常存而不亡，常安而不危也。《周易·象传》说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

高亨先生作注，曰：天之道刚健，山之性厚实，天光山色，相映成辉，日日有新气象。《易》曰：‘履霜，坚冰至。但是需要指出的是，这种局部的、个别的、枝节性的发展变化，并没有实现兵学思想的本质性改变、革命性跨越。

又如，拿方阵战术的基本要领来观照勇者不得独进，怯者不得独退的意义所在，同样也是事半功倍、恰到好处。来源：中华读书报 进入 黄朴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兵学 。面对兵学思想研究中的这些瓶颈，如何突破？怎样超越？当然是不可以一蹴而就的，无论是学术积累上，还是研究能力上，我们在今天的条件下，都还不具备完成转型、实现升华的基础。所以除了极个别的兵书，如《孙子兵法》之类外，绝大部分的兵学著作，都鲜有理论含量，缺乏思想的深度，因此，在学术思想的总结上，似乎很少有值得关注的兴奋点存在，而为人们所忽略。

由此可见，我们如果顺着军事发展的内在理路与自身逻辑，按照武器装备决定编制体制与作战方式，作战方式等催生兵学思想更新，这样的逻辑结构来考察兵学理论的生成发展机制，那么就有可能真正揭示出兵学思想演进的基本规律与终极动因，对中国历代兵学思想的文化更新序列做出正确描述，而不至于将兵学思想发展史编纂成一部由一些兵家人物、一些兵学著作的内容介绍与简单评论呆板组装在一起、拼凑成一盘的词条汇编。要掌握春秋战国之际的兵学思想革命的基本形态和文化特征，则无疑要围绕兵以诈立，以利动，以分合为变（《孙子兵法·军争篇》）这个中心来开展，从诡诈之道取代以礼为固这个角度切入，从而总结并揭示这一时期兵学主题的革命性变换，自春秋至于战国，出奇设伏，变诈之兵并作（《汉书·艺文志·兵书略序》），这一时代特征，决定了孕育并诞生诸如《孙子兵法》《孙膑兵法》《吴子》《尉缭子》等代表性经典兵书，矗立起中国兵学思想发展的第一次高峰。

具体地说，就是实现研究重心的转移，变以研究军事人物思想、兵书典籍理论为主导，为以研究战法与思想共生互动为宗旨。例如，要认识三代以及春秋前中期的兵学思想的发展，其要领就是考察军礼的主要内涵，体认军礼的具体表现，从而以一驭万，纲举目张，下及汤武受命，以师可乱而济百姓，动之以仁义，行之以礼让，司马法是其遗事也（《汉书·艺文志·兵书略序》）。当时觉得自己有多年从事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的经历，在某些问题上多少有些许心得，加上合作团队中魏鸿博士、熊剑平博士等人皆为学有专攻、功底厚实的中青年才俊，遂坦然接受，为王前驱。秦汉以降，迄至今代，各个时期的兵学思想发展一样都有其特定的主题和优先的重心。

更多的是词条的扩大与组合，可又没有词条来得科学与准确，犹如什锦拼盘，看不出兵学思想发展的脉络与规律，见不到兵学家、兵学典籍所蕴涵的时代特征与文化精神，在整个学术思想研究的大格局中，很明显被边缘化，无法预流。要理解战国后期兵学思想整合融贯的时代特征，则必须结合当时整个社会思潮的嬗递大势来加以考察。当然，兵书也有它自己的学科归属，即兵书略，但是它的性质实际上与数术、方技相近。其次，在围绕武器装备——作战方式——兵学理论这一主线与结构展开叙述的同时，尤其要注意对兵学思想发展上的阶段性特点的概括与揭示。

阳刚之气概逐渐消退，而柔弱之风弥生，崇文轻武的社会风尚之下，军人就不复为先秦贵族社会条件下熟谙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六艺之武士，而逐渐成为了一群可以随时驱而来，驱而往的群羊（参见《孙子兵法·九地篇》）。后孙子者，不能遗孙子，一方面的确是准确地揭示了《孙子兵法》作为兵学最高经典的不可超越性，但同时也曲折隐晦地说明了兵学思想的相对凝固性、守成性。

首先，必须积极尝试研究角度切入点的重新选择，转换习以为常的研究范式，改变陈陈相因的研究逻辑。兵学思想史研究是多学科、综合性的研究，其中历史学与军事学是最核心的两大要素，这要求我们在研究过程中，在充分运用历史方法的同时，应该尽可能地借助于军事学的范畴、概念与方法，注重于从军事学的角度归纳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考察问题、解决问题。

而通习历史者，却缺乏军旅活动的实践经验，这当然会造成其所研究的结论多属门外读兵，不着边际，可谓是隔靴搔痒，甚至于郢书燕说张冠李戴。这一点，不但古代是如此，即使在当今几乎也一样。我个人认为，要突破兵学思想研究中的瓶颈，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努力值得去展开。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而放弃探索、不思进取，恰恰相反，我们必须直面这些问题，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，尽可能进行必要的尝试，起到铺路石的作用，为今后兵学思想史研究的进展与成熟，打下一定的基础，提供足资借鉴的经验。宋代著名兵学思想家、经典兵书《何博士备论》的作者何去非，尽管兵学造诣精深，又身为武学教授（后晋升武学博士），但自上任之日起就不安心本职工作，曾转求苏东坡两次上书朝廷，请求改换文资，即希望把他由武官改为文官，由武学博士转任为太学博士。如果兵书的理论性、抽象性太强，那么就会不适合他们阅读与领悟。

换言之，《汉志》六略，前三略，六艺、诸子、诗赋属于同一性质，可归入道的层面。这些问题直接制约着它的研究走向深入，成为我们顺利完成《中国兵学思想发展史》撰写的一个瓶颈。

但是由于种种原因，这样的复合型队伍自古至今似乎并未能真正建立起来。如用现代军事中的战略预备队概念诠释大将居中，握有余奇的余奇含义，就能叫人豁然开朗、举重若轻。

这个共生互动的关系，可以用一个相对稳定的逻辑结构来描述，即：武器装备的改进与发展，引发作战方式、战略战术的变革，同时也促成了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和变化，而这变化，最终又推动了兵学理论的创新、军事思想的升华。从赳赳武夫，公侯干城到彬彬多文学之士，这是中国文化在人才观取向上的变化趋势和显著特征。

应该说，这正是兵学思想史研究讲求科学性、学术性的必然要求和前提条件。所以，大部分的兵书只能走浅显、平白、通俗的道路，以实用、普及为鹄的。应该说，这种局面的造成，不是偶然的，而是其研究对象本身停滞不前、自我封闭所导致的逻辑结果。于学术而言，相对单薄。

除了我自己陷于行政琐务杂事之漩涡，未能做到心无旁骛，学术积累相对不足，研究能力平庸愚钝之外，我认为还和兵学思想史本身的属性和特点有关，与该领域研究现状与局限有关。即使有所变化与发展，也仅仅体现在战术手段的层面，如明代火器的使用，引发战车重新受到关注，于是就产生了诸如《车营扣答百问》之类的兵书。

没有问题对象的改变，就无法激发出发展更新的需求，而没有新的需求，思想形态、学术体系就难以被注入新的生机，就会处于自我封闭、不求进取的窘态。《中国兵学思想发展史》一稿进展迟缓，原因是多方面的。

而这种整体性格局的滞后与粗疏，自然严重影响到兵学思想的变革与升华，使兵学思想的呈现形态失去了值得人们激发热情、全力投入研究的兴奋点与推动力，往往只能在缺乏高度的平台之上作机械性的重复，这显然会导致兵学思想整体研究的严重滞后。由此可知，兵学受众群体的文化素质和精神需求上的特殊性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兵学思想的精致化、哲理化提升。

一样的道理，春秋后期，随着弩机等新型兵器的出现，功能组合型兵器如戟的普遍战场使用，使得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风行于世，于是遂有兵学思想领域的革命性变迁，以兵以诈立为宗旨，强调兵之情以速，乘人之不及，由不虞之道，攻其所不戒也的《孙子兵法》遂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，逐渐取代倡导以仁为本，以礼为固的古司马法，成为兵学思想界的主宰型领袖。有幸承蒙南京大学蒋广学教授的信任，被赋予承担《中国兵学思想发展史》撰写的重托。同样是因为火器登上历史舞台，战争进入冷热兵器并用时期，这样就有了顺应这种变化而出现的《火攻挈要》等兵书和相应的冷热兵器并用的作战指导原则。但是，兵学思想研究不能尽如人意的主要原因，并不能简单地责怪学者，问题还是出在兵学学科的自身性质上。

尽量拓展兵学思想史的研究领域，在围绕兵学思想这个核心展开研究的同时，将军事史的其他研究对象有机地综括结合到兵学思想研究之中，引入兵制史、军事技术史、作战方式、阵法战术、兵要地理等内容，让它们为开展兵学思想史研究提供坚强有力的支撑，增强兵学思想史研究的厚度，使得它能和军事史的其他要素实现有机的对接，互为补充，互为促进。即便偶尔有曹操、杜牧、梅尧臣等人注孙子的成绩聊备一格，但是它们的学术贡献与价值，依旧无法与王弼、郑玄等人的成就相媲美。

孙子有云：备前则后寡，备后则前寡，备左则右寡，备右则左寡，无所不备，则无所不寡（《孙子兵法·虚实篇》），这对于兵学思想史的研究同样富有启示意义，即在研究过程中，要切忌面面俱到，平铺直叙，而必须以揭示和深化不同时期兵学主题为中心，以点带面，提纲挈领，从而准确地呈现兵学思想发展的脉络，把握兵学思想研究的关键。然而，一旦进入真正的写作阶段，方知完全不是原来所想象的那么容易，以至于举步维艰、左支右绌，延宕至今尚无法交稿具结，实不胜愧怍，无地自容。

熟谙军事者，历史知识、哲学思辨却往往相对单薄，这不免导致其讨论难以上升到理论思维的高度，浮光掠影，浅尝辄止。彻底突破兵学思想研究中的瓶颈之思路与方法，或许在相当一个时间里并不能完全奏效，但是，它即便是无法一举突破所谓的瓶颈，却也将或多或少地起到疏通肠梗阻的一定作用。